宋朝花卉碗(定窑系的定州红瓷金花定碗、金装定器、仁和馆四系瓶)

宋人邵伯温《闻见录》中“定州红瓷”条云：“仁宗一日幸会张贵妃阁，见定州红瓷，帝坚问曰安得此物，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。帝怒曰，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，不听，何也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。妃愧谢，久之乃已。”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“定州花瓷琢红玉”诗句，唯定窑窑址里未见铜红釉标本，两人所记定州红瓷，是否铜红釉现尚难定，故宫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，采集到的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红色。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有酱红色釉碗。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班，是铁的呈色，与宋代钧窑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紫红釉不同。

定窑有金彩描花器，见于著录的仅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。两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，分别收藏于箱根美术馆及大和文华馆中。故宫博物院定窑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云龙纹盘三件，惜金彩大多伤脱，但云龙纹痕则依稀可辨。此盘当为宫廷用瓷。定瓷描金的具体制作方法，宋人周密《志雅堂杂钞》说：“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，然再入窑烧，永不得脱”。考历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胶来粘结，大蒜汁虽比田较粘，但起不到粘结效果。从传世的几件定窑金花碗上的金彩看，多数都已脱落，可见“永不复脱”的记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。

用金彩描瓷并不限于定窑，福建建窑所产黑釉碗上也有金彩装饰，传世品中有三件，一件碗里绘建筑花卉，碗里口题有四句七言诗；一件为“寿山福海”四字，字外画双线六花瓣形开光，空间金**彩画兔毫纹，碗心为朵梅纹；故宫博物辽院1954年调查江西吉字永和镇宋吉州窑窑址时，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残片标本，内书一“山”字，字外也有双线六瓣形开光。由此可知福建、江西地区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种类似的装饰。

五代越窑青瓷、宋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都有镶金口、银口或铜口的做法，这类做法有两种用意：一种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，在器物上句镶金口或银口，这一类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的瓷器。一种是为了弥补缺欠，如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因系覆烧，器物口若悬河部无釉，用句镶口办法把漏釉部位句起来。《吴越备史》、《宋两朝贡奉录》以及《宋会要辑稿》诸书中，在贡瓷名目里有金口、银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。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，这 类镶金、银、铜墙铁壁口的瓷器实物也有发现，如浙江杭州钱氏墓出土镶金口的越窑青瓷，扬州、南京宋墓出土镶金银口的青白瓷，河北定县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有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。《吴越备史》所记之“金装定器”之金，句括金银，有广义的金属含义。定县净众院塔出土的定窑刻花瓶，除句镶银足外还配有银质带花盖，也应属“金装定器”，即带金属装饰的定器。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（980年）向宋进贡了“金装定器”2000件，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有书太平兴国二年（977年）铭文的瓷器，同时出土的镶金银口瓷器比钱氏贡宋“金装定器”早三年，句镶工艺不会有什么变化，因此可以大体得知钱氏那批贡瓷的句镶工艺的情况。

明代陈眉公《妮古录》：“余秀州买得白定（原文误为锭）瓶，口有四纽，斜烧成仁和馆三字，字如米氏父子所书。”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“仁和馆”铭文四系瓶一件，该瓶小口外撇，短颈，瓶形略如橄榄,腹部稍肥大，圈足；瓶身下半部施白釉，下半部施黑釉；瓶口亦施黑釉，颈肩之间有四系，系上部宽、下为尖形，系面印四条直纹，由颈肩部向下斜书“仁和馆”三字，字为行书体，馆字稍倾斜，书法苍劲有力。可以确定这件瓶就是《妮古录》中所说的白定瓶。但这件瓶不是定窑产品，无论从瓶的造形、系的式样，器身兼施黑白两种色釉，定窑都不见类似标本。山西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，肩下斜书“太平馆”三字，字体与书写部位如出一辙。可以肯定两件瓶属于同一瓷窑的产品。这两件瓶的具体烧造地点应是河北省磁县西面的彭城镇。彭城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，标本中有斜书“馆”字的这类系瓶的标本，因此可以正《妮古录》之误。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。宋人周淙《乾道临安志》卷二馆驿条中有“仁和馆在清湖闸之南，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“的记载④临安府辖九县，仁和县为九县之一。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。这件带铭文的四系瓶应是绍兴十九年重建，建造时间当比较早。《乾道临安志》书后附有校勘记，有“仁和馆汤鹏举重建，原校一本无重字”⑤，可知校勘记作者曾取《乾道临安志》及《淳祜临安志》互校，无论如何，“仁和馆”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是年。

做工和器型的不同。

1、器型。清代寿字底雕花银碗器形大气、饱满，做工精细，圆形，折口，圈足，弧腹。而宋代寿字底雕花银碗造型上极为讲究，花式繁多，以清素典雅为特色。

2、做工。清代寿字底雕花银碗雕刻花卉、寿字纹饰，制作精细，工艺高超，属其中精品。而宋代寿字底雕花银碗轻薄精巧、典雅秀美，民族风格完美。